峥嵘岁月，回味无穷——寄薛承星和杨市学区的朋友们 _ 工作动态

峥嵘岁月，回味无穷——寄薛承星和杨市学区的朋友们

发布日期：2013-11-11 00:00 来源：潜江市教育局

峥嵘岁月，回味无穷

——寄薛承星和杨市学区的朋友们

左义凯

我在杨市教育组出出进进亘6年——正正经经地工作3年。是这段时间，磨炼了我的心志，增进了我的学问，转变了我的命运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峥嵘岁月。

一、两次进教育组

1975年春夏之交，原潜江县三江区拆了，其所辖的十个“小公社”合并为三个大公社，南面的五个“小公社”（莫市、袁桥、七湾、刁市和杨市，都分别改为管理区）合并为新的杨市公社。新公社首任教育组长（现称学区干事）是田孝友同志。他上任不久，就兴致勃勃地跑到我任教的刁市管理区中学（现已拆）找我谈话，要我到公社教育组去当语文教研员。一放暑假，我就如约背着行李去上了班。

新建的教育组设在杨市管理区中学。组里的四五个人，只有一间12平米的办公室，大家基本上都在外面“打游击”。

田组长首先安排我负责主持教师“三算”（文革中开设的口算、笔算和珠算相结合的一种课程）培训班。我请来实验小学李碧蓉老师主讲，自己做班主任、做后勤服务，还跟着听课。当时，白天暑热难当，晚上蚊虫叮咬，学员叫苦不迭。这个活动大约半个月左右结束了，我又更加紧张地参加组织全公社中小学教师集中的政治学习。大抵是家庭的“政治”原因，开学时，我没有能留在教育组，而是进行了特殊的“发落”：一是到公社中学当“顶编教师”，就是有老师因故请假，我就去代课……二是到教育组当“兼职人员”，搞教师训练，我就去讲课，办干部、教师学习班，我就去帮着写报告、弄材料……三是公社的“编外干部”，那里有什么“中心工作”是随叫随到……在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直游离于几个单位之间，可以说是居无定所，行不由己。有时早上起来，不知今天所做何事，空落得无聊；有时，又多方面呼求，依违两难，狼狈不堪。每当这种情况发生，一般是中学服从教育组，教育组服从公社……就是这样，一人从事多种门类的工作，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，频繁地转换着角色。

贝多芬有言：“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。”我经常告诫自己，身处负面的环境，也要作正面的奋斗；即使“带着镣铐跳舞”也要讲究韵律；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我都要力争做到：做人要让人喜欢，做事要让人满意。在公社中学的教学部，我当班主任，教语文、教政治，跟许多老师代课。在农场部，我与王行炳（农场负责人）一起耕种锄耘，掏粪施肥，什么重活脏活都干过；我与关克成（严重的肺结核病人，仓库保管员）做伴，白天翻晒粮食棉花，晚上守禾场、守仓库，单调而寂寞……当然最主要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派在公社机关。

每年秋季，要参加征兵；冬春两季，要上水利工地搞政宣，白天黑夜，风霜雨雪，和民工们滚在一起，边劳动，边做战地报道。平时当新闻记者，按照党委的旨意，深入到农村第一线去采访，宣传新人新事。

当时，杨市公社的农村合作医疗办得好，中草药的种植和使用也很有特色，是个先进单位，各种典型都很多，我便配合卫生部门，跟踪调查、采写了一系列的文章，在上下各地多种新闻媒体上发表，广造舆论，扩大影响……后来，医院用上级一次性的10万元奖金，建了一栋两层的楼房（就是现在加了一层的门诊楼）。落成典礼那天，医院张明藻书记和我开玩笑：“左老师为宣传我们立了功，我想把这房子分一间给你。”我接过他的话回答：“这可使不得，住这种房子不吉利，我不能要。”在场的人都笑了。

1977年，毛主席的文章《论十大关系》重新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刊出，我遵命用公社下面四位优秀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名义，分别为他们撰写一篇学习体会文章。结果四篇文章都为湖北广播电台播出，其中勤劳大队（现七湾村）张明忠书记的《调动积极因素，首先必须依靠贫下中农》（当时的媒体还是偏“左”的）一文，竟被《光明日报》采用，还被1979年《东方红》农历手册转载。

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又经历了一次很好的生活与心灵的磨炼，更知道了农人稼穑之艰难，官场运作之得失，以及社会世俗之五彩斑斓……直到1978年，由于田组长的再三努力，我才好不容易又回到了教育组，职务还是语文教研员。

二、投入高考备考“会战”

公社教育组（即现在的乡镇办事处学区）是一个地方的教育中心，是几十所中小学校教育教学的指导所，我觉得这里的教研员应该是这个指挥所的参谋，是这个教育中心的“教官”，要具备较好的思想意识，丰沛的文化知识和相当的组织能力。因此，我做出计划，一切从头学起——学习教育理论，学习教育法规，研究教育教学规律和方法。尤其是中小学生的课本及相关参考资料，一度成了我的案头书、枕边书和行囊必带书，一有时间就研读起来，努力打好基本功，取得发言权。

当时，杨市公社的五所管理区中学都有高中班，这些班师资条件差，学生成绩参差不齐，教学质量是无从谈起。田组长经过反复考虑，决定1978年暑期来一个大调整，把人力、物力集中到公社中学（现章华中学），搞高考备考，并把刚刚归队的我派到那里去“蹲点”，去工作，我于是走马上任，投入了一场红红火火的高考备考“会战”之中。

公社中学的校长是汪华章，他是教育战线的一名战将，此人年纪轻，志气高，工作有魄力，他想干的事是说干就干，干就要干出名堂来。对抓高考有浓厚的兴趣，信心满满。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，他也很尊重我的参谋和运筹，常常戏称我为“党代表”。我们彼此间感情良好，行动默契，合作愉快。

说到抓备考，好像一时也找不出什么高招，整个教学过程中，几乎多半是在做（猜）题目，搞统考。

有一次，我出了一份语文模拟卷，发给学生考试，一个曾经先后在潜江中学和师范学校教过书、文革中“下放”到杨市公社中学的老师所带的班没有考好，很是怨愤，便拿着一张空白卷，冲到我面前，指着一道文言题《庄子·逍遥游》首段的“北冥有鱼，其名曰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华而为鸟，其名曰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千里也；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”厉声说：“左义凯，这个题你做不做得好？”我不慌不忙地接过卷子，当即用白话文将这段话口译过来，对加点的字（词），也一一讲解落实，并接到题尾“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……”背诵如流。这位老师不得不苦笑着，言不由衷地赞扬了几句，尴尬地离开了。这非谓我要较真而选择这种方式回敬，“余不得己矣”，这或许就是以“理”服人吧。

还有一次，我到教育局开会，发现园林镇教育组的教研员李中文手头一本新近的《上海教育》；上面刊有20则文言文，接过来浏览了一遍，感觉到颇有“今用”的价值，就顺手抄了回去，交毕业班语文老师用蜡纸刻印，发给学生练习，结果其中一则是“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否，各有差……信曰：陛下不能将兵，而善将将，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。”（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）以12分的成绩，一字不变地出现在高考的语文卷子上。老实的、听话的学生都受了益，大家欣喜相庆。可我也还了解到，有的老师碍于时间很紧，没有给学生讲解，有的学生压根儿就不知道，惜哉！

这一年，杨市公社中学破天荒被录取了三个本科生（夏益芳、李清义和陈天明），还有黄其汉、朱振雷等十余人也被录取到了高中起点的师范学校和其他中专学校。

这次“会战”，对学校的领导、教师和职工都是一次绝好的现场练兵，为以后高考的腾飞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但是，对我来说是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事情是这样的：在这次高考备考“会战”之初，我曾建议，在收编管理区中学学生时，将一部分成绩较差的另编一个班，专门备考中专。教师也有所挑选，用教育组的会议室做教室。想的是分类指导，“因材施教”。我也亲力亲为，到班上给学生训话，和老师们研讨教学，可惜辛辛苦苦一年下来，几十个学生一个也没有考上，剃了光头。老师们都感到脸面无光，我自己更觉得愧疚。

三、竭诚为学校老师服务，助老师成功成名

作为一名公社教育组的教研员，出门是学校，抬头见老师，学校是自己用力用心的地方，老师是自己工作的对象与盟友。应该说，和学校老师们一道研究教育教学，以提高各科的质量和学生的综合素质，这才是我们主要的、正经的职责。

搞教研，研究备、教、改、辅、查，重点是“教”，其突破口，也是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听课。

过去，我当老师多年，有时还身不由己地举行过多层次（学校、小公社、区）的公开课，一般人们就着面子，都反映不错。可说心里话，我一贯对不懂板的领导听课持排斥态度。我常说，平日里我依据学生的实际讲课，思想放得开，偶尔灵感一动，信手拈来，多有闪光点和成功处；搞公开课，按照领导的意图去设计，精神负担重，弄形式，耍花枪，十二分的做作与别扭，遇到那帮子来者不善之徒，无能装能，专挑“破绽”，仗着一点权力大评特批，以显示自己的“高明”，我是深深地鄙恶之。

我以为正确的听课，就是要意图善良，态度科学，与施教者目标一致地在平等位置上的合作与互动，使人精神愉悦轻松，给人带来帮助与提高。所以，我之听课总是一方面让施教者放下包袱，轻装上课，抓住时机，充分展示自己的实力与才干，另一方面，在评课时不习于挑剔别人，最希望的是看到，甚至挖掘出别人教课中积极的因素——哪怕在有些人眼里是微不足道的东西，而于我则是不吝热忱地大加鼓励。对于有损别人“尊严”的知识性和方法上的错误，我一般不在广众里披露，而是下去个别交换，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改进办法。我坚持奉行“十二字”的教研方略，即发现、培养、总结、提升、宣扬、推广。对有点特色的课，总是抓住不放，经过几番地实践和理论的转变与飞跃，最终形成相对先进的、典型的教学案例，再逐步推开，使之成为能给大家以借鉴和启迪的共同财富。

比如，杨市小学张元秀老师，在识学教学中，有意地将学生业已掌握的简单字，“组装”成新的比较复杂的字，编些顺口溜、儿歌式的语句，让学生边念、边识字。什么“回”是大口包小口，“从”是两人并肩走，“尘”本是小土……还有“歌”是“可”字两层楼，帽子（）戴“人”头等等。我听他的课，学研他的教材，与他一起编识字歌，将他教学方法上报县教研室，作为教学简讯通报全县。

再比如彭埠小学的舒儒秀老师，大胆试行让学生从三年级起，开始作文（当时好像不大简单）。他把教材中写景、写人、写物的词句都分门别类地搜集起来，指导学生读记，再引导学生观察现实生活与环境，进行口头和书面作文。我听他的课，帮助他不断改进，组织全公社低中年级语文教师来观摩……一时名声大噪，不久便被国家招为公办教师。

又比如戴滩小学的冯昌英老师，本来是文革中的一个小学毕业生，他苦学汉语拼音，学讲普通话，摸索了一种教学生速程学拼音方案，又用拼音速程学习字、词、句的方法，我听他的课，慢慢地引导他进行整理、归纳，我又为他反复修改、润色，形成了大块文章，在《湖北教育》中发表。

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，我深切地感受到：一个乡镇基层的教研员，固然要有知识、有智慧，有对教学科研的执著追求，然而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全心全意为学校老师服务的精神，有无私无欲、助人成功成名的大境界，我虽不能至，但心向往之。

四、与人为善合作共事

乡镇教育组一般五六个人，加上食堂后勤人员，大抵十人左右。这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团队，当然是从事精神劳动的，当然需要发挥个人的创造潜力。可作为人少事多（杂）的乡镇教育行政部门，最最缺少不得的是合作共事的精神。可以无愧地说，在田孝友同志的带领下，我们这班人还是履践了这一精神的。记得当时由于经费拮据，单位自行车很少，只好两人共一车，这免不了经常会发生因同时需要而“撞车”，但我们都相互理解，相互迁让，从未由此而发生争执。我先是和搞成教的刘启银共一车，他尊重我，每天是先问我，再确定自己的行走方式，我自然也不会自专。有一天启银黑夜里趋车赶路，不小心摔断了车的“大架”，当我们第一时间见到他时，只问人安，不问车。不过打那以后，我俩都以步当车，亲如兄弟。过了一年，随着人事变化，我又和搞函授的李红兵共一车。1979年秋，李“下派”到七湾中学教书，他告诉我说，他再也不用车了，可我心里一阵难受。于是我给七湾中学的校长王光千同志做工作，星期天可否把“校车”借给红兵一用。就在快放寒假的时候，我摸准了红兵回家的日子，尽管当天大雪封路，我仍然推着车赶到学校里去接他，用车子帮他载好行李衣物，两人说说笑笑踏冰而归。这年中考，红兵带的班人均分和升学率都为全公社初中毕业班之冠。

在我们这个集体里，工作有明确分工，可谓彼此分明；而一旦出现“异常”，便不分彼此地合作。前面讲过，1978-1979年度，我的主要时间和精力在社中，许多日常工作诸如：开会，弄报表，上传下达都由理科教研员刘明金代劳，他再忙也无怨言。而1979-1980年度，明金又去社中协助抓高考，并兼了课，他的一些公私琐事，我更是乐于担当。这一年，社中的高考成绩是历史上罕见的辉煌，十几名学生考取了本科，多名被北师大、武大等全国重点院校录取，我们都为明金高兴，为社中欢呼雀跃。

我常想：教育组就像一个河上的闸坝，上游有“条条”、“块块”三江九派汇合的压力，下游有中小学及其师生等广大的“流域”急须溉润，因此要有坚实的团结，要有机智的奉献。在文革期间，公社教育组的工作负担特别沉重，召开大型会议，举行大型活动是家常便饭。每逢这类盛事，就会像大家庭一样，全组上下齐出动，协同作战。有的购买用物，有的布置场地，有的接待张罗，一个个都是忙忙碌碌、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。

1979年寒假接近，公社教育组研究决定，召开年终总结表彰大会，除发奖状以外，还要有物质奖励。物质奖励奖什么？大家合计，从实用出发，奖品就买荆江牌的热水瓶和烙有“杨市公社奖”字样的茶杯。怎么个买法？为了勤俭办事，节省开支，郑致宏会计建议直接到沙市工厂里去批购和制作。派谁去办理？郑会计自请，并约我同往。

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，我们两人带着几千元现金上路了。带几千元的现金在身边，到遥远的地方去，实在令人担心。我们俩商定，沿途一个将“钱袋子”缠在腰里，一个暗中当“护卫”，彼此不离左右。由于神经过敏，好像过往行人都盯我们身上的钱，好像别人都想把我们的钱抢走，一天到晚，处于紧张戒备状态。天快黑下来了，我们找到一个廉价的旅社投宿，宿舍约有一间教室那么大，摆放着十几个铺，差不多都住满了，南腔北调，三教九流都有。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，钱怎么安全保管？我们俩又到外边商定，先到接待室坐坐，和旅社的老板聊天度时，等待寝室内的人员全部息灯熟睡后，我们就进去，将钱袋放到床铺第一层垫絮底下的中间，我俩一里一外地睡着，用身体将钱夹压着，还相互叮咛：你上半夜醒着，我下半夜照护……可是经过一天的奔波劳顿，人早已疲惫不堪，一倒在铺上就鼾然入梦了，好在第二天早起，那钱袋子还是安然无恙地躺在那里。

五、我与田孝友同志

田孝友同志是老牌的师范生，毕业后长期当老师，一步一步地当教导主任，当中学校长，当教育组长。进了机关，那种教师的习性和情结始终保持：在繁忙的政行事务之隙，他还一大本一大本地解中小学数学题，他处事果断、干练，不喜欢粘糊与拖沓；他的生活极有规律，一辈子顽强地坚守不易；他认定的目标，就奋勇向前，不会轻易地妥协和放弃；他为人耿直，对于同事从无虚情假意，忽悠应付；对上司更无甜言谀语，特别是在工作上不愿受人无端的干预，每当遇到有不负责任的指指点点，便毫不掩饰地把郁愠布在脸上，有时还不顾后果地当面争辩……然因为某种心灵的相通，他是我一生少有的知音，他是我的恩人。

早在大三江区的年代，县里召开教育工作会议，当时作为竹市公社教育干事的田孝友同志出席了。会上安排我（我未能参加会议，是临时领命从学校赶来的）发言，介绍刁市中学是怎样办好教学辅导站的。我一讲完，就离开会场往外走，准备回家。不料田干事紧跟着我走出来，对我说：“你们的经验好，你也讲得好。”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他调到杨市后，在我尚处逆境之时，他大胆地介绍我入党，千方百计地把我“引进”教育组。在教育组里，他一直把我当作放得心的助（副）手……拳拳的知遇之恩，有时会转化成一种感激之情，转化成一种力量与责任。他比我小两岁，但我对他却始终以尊长相称。在日常工作中，我甘愿替他分担劳苦；在关键时刻我可以受命于危难之中。

1979年春节刚过。有一天，天蒙蒙亮，外面浓霜满地，寒风刺骨，分管教育的副书记李庶香同志，推着自行车来到教育组，约田组长同他去看莫市管理区中小学开学准备情况。田组长晨练才回来，觉得这个时候到下面去好像没有太大的必要。一时，形情有点“僵”。看到这般情景，我对李书记说，田组长今天上午安排了活动，我能不能陪你去。李应允了。一路上，李对田没有丝毫的抱怨情绪，我却饿着肚子，和李书记从解放大队一路到白窑大队，一个学校、一个学校地转了一个大圈，回教育组时，中午饭早就已经过了。

那是1980年的秋季，田组长的夫人身染重病，四处延医，仍不见好转。田组长日夜食寝不安，非常忧虑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教育局批准他用一定的时间去领着夫人治病，于是他就将其一部分我能做的工作毫无疑虑地托付给我。当此之时，我是教研员并兼成教干事，除了日常事务，刻不容缓地有教师职称评定，有辣手的案件急待处理……我经常是夜以继日，奔走劳作，在所不辞，无怨无尤。

一天夜晚，我在杨市管理区中学联系职评，会间休息时，该校一位老新镇籍的教师向我请求调回老家去，也讲了许多实际困难，我深表同情。站在一旁的校长胡清高表示，学校人手太紧，暂时不能放人。待那位教师走后，胡又对我说：“我有一个学生叫郑道龙，周桥人，很优秀，中师毕业后，分配在老新中学教书，他希望调回杨市，如果你能做工作把郑调回来，我就把他放了。”我答应考虑。回到组里，我把这一件事向田组长讲了。田表示同意，让我去办理。我首先同老新的代理组长（组长李明贤因病请假不上班）刘训武（我的同学）商量好了，再向教育局请示获批，两人很快就同时对调了。

1983年春，我的朋友——杨市中学的教师李诗柏病逝，我专程从渔洋赶来吊唁，晚上住在胡清高的宿舍里。第二天，我看到一个生面孔的帅青年到食堂买早点，便向胡打听，不料胡高兴地说：“他就是前几年调回来的郑道龙，是我们公社的骨干教师，很有前途，田组长很看好他，我们换‘赢’了，你做了一件好事。”可有谁知道我与道龙30多年极不寻常的纯真友谊就是从这儿开始的。

在杨市教育组，我与田组长那种清淡如水的君子之情，一直流淌在我们彼此的工作之中，浇灌着我们共同的事业之花。正是由于田组长的领导与支持，我和同事们一道打造并推出了许多教育工作的“品牌”。其中：

有七湾中学抓中考——放大胆子抓质量，科学管理结硕果。

有幸福小学的教师自培自修——有一个明确目标，有一个很大的干劲，有一种适宜的教材，有一套过硬的制度。

有紫月小学的课堂教学改革——发挥课堂的中心作用，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，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，发挥教材的准绳作用。

另外还有袁桥小学教师李书来，多年如一日，背一个因小儿麻痹后遗症而致残的孩子上学念书，多次受到县里的表扬，长篇人物通讯《人民的好教师——李书来》也登载在《荆州报》上。

有杨市高中师生学习农业知识，服务农业生产，办虫情测报站。1975年，其长篇工作通讯文章《农业生产的侦察兵》为《湖北日报》刊行，等等。

这些在今天看来，似乎已经陈旧过时，无足挂齿，而在当日，在教育界、以至社会上还是影响很大的。它在一定程度上，展示了杨市公社学校和师生的风采，同时折射出了新的杨市公社骄人的办学水平。

在杨市教育组的几年，我竭尽绵薄之力，做了一些我应该做的事，留下了点点的鸿爪雪泥，更留下了一大片的珍贵友情。同事们，包括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都关心我，爱护我，帮助我，使我终生不忘。

记得1980年冬日的一个晚上，我从外地开会回来，公社里一个与教育有关的同志告诉我，今天教育局郭良伦股长来考核干部，田组长首推你，参加座谈的人们都说你好，你这次可能要提拔了，当副组长，还是什么的……我自然是深表欣慰。

就在这年春节前夕，在教育局工作的张国珊（我的同乡）请他的几个同事来家里做客，其中就有局长张鸿文（我的老师）。吃罢早饭他们就打撮牌，我在一旁闲看。打了一个多小时，张局长觉得有点累，就把牌交给别人，让我陪他到外面走走。我一面介绍家乡的环境，一面讲讲教育的事：“田组长经常和我们商量，想把七湾中学、刁市中学拆掉，把刁庙街北边的县麻疯医院那块地买过来，办一个新中学。这样七湾、刁市、杨市几个大队的学生上中学都比较方便了……”不料张局长打断我的话：“关于杨市教育的事，你就别管了。”下去后，我对这句话翻来覆去地捉摸不定。一个星期以后，田组长手里拿着一个函件，高兴地告诉我：“组织部让你到渔洋公社教育组去就职。”从此，离开了我衷心热爱和依恋的杨市教育组。

我离开杨市33年了。33年间，白云苍狗，人世沧桑，我已年逾古稀，垂垂老矣；我当年的同事也天各一方，细数着有限的晚年；有的人还去到了那个永无归途的沉寂的世界……抚今思昔，令人伤心！所幸的是33年间，杨市的教育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。今天，这里的办学条件优良，师资水平一流，教育教学质量列全市之前茅……我真为学区的朋友们感到幸运与自豪。但愿你们再接再厉，更加珍惜这个大好的时代，更加珍惜自己的年华和生命，更加珍惜团队彼此间的缘份与友谊，以更加卓越胆识、能力和智慧，去迎接更加严竣的挑战，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。

2013年11月6日